几百年来，大批华人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国家谋生，被称为“下南洋”。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下南洋”一词的理解也不该仅仅落在人口迁徙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的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的迁徙方面。例如，中国在2001年生产了全世界40%的耐克运动鞋，在各国排名第一，而越南只占到13%的份额，但到2010年，耐克在全球共有37%的运动鞋打上了“越南制造”的标记，而同期打上“中国制造”的耐克运动鞋只占34%。又如，阿迪达斯年内将关闭位于苏州的在华唯一直属工厂，迁至缅甸。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渐成趋势。
中国制造业的“下南洋”有“转”的成分。中国制造业在近些年来不断强调提升附加值与技术含量，而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聚集地，东部沿海地区则在积极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主动将一部分劳动集密型产业转移出去，其中不乏富士康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例子，但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角度讲，向周边国家转移也是一个重要选项，特别是向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更符合雁行转移规律。
中国制造业的“下南洋”有“逼”的成分。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事实上，欧美国家制造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不完全是为了与中国制造业争夺“饭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追求贸易平衡、压迫人民币升值、争取大选选票等另类考虑，因而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也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而只有东南亚国家拿出来的产品在竞争力上与中国制造业“差不多”。
中国制造业的“下南洋”有“压”的成分。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工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的整体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各地也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再加上中西部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逐渐弱化。目前，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外，与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用工成本也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少数国家，而比柬埔寨高224.8%，比孟加拉国高182%，比越南高195.3%，比印度高138.6%，比印度尼西亚高206.6%。
中国制造业的“下南洋”有“接”的成分。近些年来，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利用外资力度，在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利润汇出等方面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也并不弱于中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接得住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项目。例如，孟加拉国的达卡、吉大港、库尔那等出口加工区中，就有很多企业是从中国“搬”来的。另外，中国企业还在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工业园区，无论对于外资企业“下南洋”还是对于中资企业“走出去”都是利好的落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