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之困与徐工之难

娃哈哈集团与徐工集团都是中国知名企业，都是所在行业的龙头老大，他们同样承受外资之痛。宗庆后先生借媒体与达能喊话，显然是有意之举，早有准备，宗庆后先生也成为继向文波先生之后创造地利用舆论推行自己意志、宣传自己观念以达到自己意图最为成功的商人，宗翁此举将对“外资万能论”、“外资优先论”持有者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对改变中国政界、学界、商界深入骨髓的附庸风雅、崇洋媚外情节有着积极的作用！

“娃哈哈与达能之争”与始于去年夏天的“徐工三一之争”如出一辙，主题也极其类似，手段也近乎雷同。主流民意在支持宗翁行动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在质疑宗翁的动机，在笔者看来，这些杂音并不理智，也缺乏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宗先生的行动不是在倾诉自己的私利，而是在对外资势力嚣张气焰的“亮剑”。

与娃哈哈害怕失去控制权不同的是，徐工集团却比谁都更急切的要求被外国公司控制股权，同样是中国知名企业、同样是业内老大哥，不同的是徐工集团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娃哈哈“誓死不卖”而徐工机械却“不卖给凯雷，徐工就不卖了”？！从所处的行业来说，徐工机械属于装备制造业，而娃哈哈属于饮料加工业，前者对国家来说重要程度远大于后者。在徐工机械身上，国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也凝聚了无数先烈的血和肉，留下来的精华：人才、技术、营销渠道却被管理者拿去换并不需要的“三斗米”，令人心寒、心痛！

此次达能恶意收购资产的质量与规模与徐工机械相当，收购比例是51%，收购的价格在40亿人民币以上，而在徐工管理层最推崇的第一方案中，徐工出售的比例达85%，售价仅为20亿元；工程机械与饮料食品都是阳光产业，发展的空间都具有无限的想象力，徐工机械真的没有被贱卖？？而这两个企业的决策层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宗庆后并没有因为高价而高呼万岁反而竭尽全力反抗，甚至有点不择手段；而王民却急切的宣布徐工改制是国企业改制的标杆，对外资所做出的让步感恩戴德，为了确保获得批准，采取了绑架政府、抵毁同行等不耻的手法。

再来看一下，达能的出价40亿人民币，全都不能是真金白银给了其他股东，而徐工集团，虽然收到了凯雷收购的价款20亿元，可这20个亿几乎全部用于解决徐工机械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说作为股东的国家出售中国工程机械的老大竟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进账！而娃哈哈同样质量和规模的资产却让股东进账至少40亿元，而且比徐工机械还少出售34%的股权。这是一对多么鲜明的对比呀！？

导致两种不同结局的主要原因还是所有制问题，娃哈哈的非合资公司是私人企业，徐工机械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老板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国有企业经理人却需要在多种利益集团之间平衡、徘徊在法律的边缘、与政府进行博弈。有一点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徐工集团也并不是第一次与外资合作，在过去的合作过程中，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和谐，那样利好，是什么原因促使徐工管理层执意要嫁给外资？

和“徐三之争”一样，娃哈哈与达能的此次争端同样给政府出了道难题，而宗翁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争纷已久的徐工案进入最后 “力挽狂澜”的关键阶段，此时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了，商务部、外交部都已经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政府若过度的偏坦娃哈哈，必然会影响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同时也会遭遇来自西方政府的压力；如果迁就外资，则会激怒国内民众，也许这就是政府过度发展外资带来的苦果吧！

无论娃哈哈与达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纠纷，双方的合作基础将受到了损伤，双方的利益也会受到相应的损害。徐工集团在急于嫁人的同时，是不是也在这一层面上有过成熟的考量呢？凯雷作为投机基金，它没有值得借鉴的企业文化，没有实业经营的经验，更没有先进技术，双方的合作出现不和谐将是迟早的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有理由提请徐工集团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