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节，湖南中部涟源县茅塘乡，30岁的梁稳根正在张贴自己写的一副春联。上联是“创建一流企业”，下联是“造就一流人才”。对仗谈不上工整，口气却是颇为宏大，与他面前这间从村委会租来的破旧厂房有些不搭调。后来，一位前来拜年的领导看到这对联，加了一句横批——“作出一流贡献”。梁稳根和他的伙伴们觉得不错。于是，这“三个一流”的口号就成了这几位虽屡败屡战但志存高远的年轻人创业理想的综述。几年以后，厂子也干脆换了个名字，就叫“三一”。
“回过头看那时候我们都挺幼稚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当年23岁的三一创业者之一唐修国笑谈，“其实我们办个小厂子最初的目的，就是想体验一下企业经营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将来好去读个管理学的研究生什么的。我觉得媒体不必把现在好像还有些成就的企业家都描述成一副‘天生干大事’的形象。”
可是，在中国过去30年充满奇迹的历史河流中，创业者们的命运轨迹往往会戏剧性地偏离他们自己当初的预期。唐修国直到今天也没去上研究生。而他们那间小工厂在进入第23个年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家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在全球各地创造了2万多个就业机会，控股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市值最大、最赚钱的公众公司(三一重工)，同时也成为全世界同行中成长最迅速的企业之一。
走近三一集团位于长沙市星沙开发区的总部，扑面而来的是门口令人震撼的四个大字——“心存感激”。“你要谈企业社会责任，这四个字就是三一担当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基本的驱动力。”三一集团副总裁何真临说，“这不难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多少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多少心比天高的青年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创办实业，富强国家，改变自己乃至民族的命运。但不是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机会把这样的梦想变成现实。而三一从一株弱不禁风的小草长成今日参天大树，三一人没有理由不心存感激。”
何真临是退休之后加盟三一的，之前曾有丰富的国企和仕途的履历，他自己说“当年我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今天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诠释者”。在他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更应该诠释为一个高蹈的哲学与文化的命题，而不是局限于“在商言商”式的经济理性。“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儒、释、道所共同倡导的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底蕴，可以说是今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源头。这与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是有差别的。就哲学智慧而言，甚至可以说是更深一层的。”何真临以他难得的缓慢平和的语调说，“我把中国式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归纳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个层面。而每一个层面，三一都有自己的心得与目标。”
立功
何真临所说的“立功”大致与阿奇•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所说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范畴相似，主要指企业合法创造财富的使命。“作为经济组织，经济责任是企业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泛泛而谈，这个层面的讨论也许寡淡无味。但是如果放置于中国经济过往30年天翻地覆的宏大背景中，回顾一下三一这样的草根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富过程，其所带给中国社会的价值也应该是超越物质财富本身的。
从国营洪源机械厂毅然决然弃官下海，到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身家百亿的湖湘首富并且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经济人物”，梁稳根用了20年的时间。“他们这一代民营企业家获得成功、赢得认可，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何真临说，“而三一的元老们没有像很多同时代的创业者们一样小富即安或者误入歧途，而是秉着一种坚忍不拔的产业精神，不断寻找新的挑战，承载更大的抱负和压力，当然也带给这个世界更多更好的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这种永不止步的‘做好’，哪怕你看成一种‘独善其身’的努力，也是在为社会‘立功’。”
三一在“立功”道路上的飞跃式发展与2003年在沪交所上市的经历分不开。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一个企业在资本市场(包括并购市场)的行为与“社会责任”这个词要么挂不上钩，要么挂起钩来的时候多半伴随着负面新闻。但是三一却已经连续几次因为在这一领域的言行而赢得了加分。
2005年，三一重工作为“股改第一股”，完成全流通时代的“破冰之旅”。其所实践的“送股+派送现金”的模式为后来者所借鉴。董事长梁稳根因此荣获当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称号。梁的名言是：“中国可以没有三一，但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2006年，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的博客因为就凯雷收购徐工案发表激越议论而成为中国“财经第一博”。向的名言是：“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三一收购徐工是天作之合。”
2008年，当大小非减持成为中国股市发展最大心理障碍的时候，作为三一重工大股东的三一集团又第一个提出来对解禁流通的5.18亿股股票“两年内不减持”的承诺。集团副总裁何真临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中的发言同样掷地有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表态，这是产业资本在中国股市成长的关键时刻摆明自己立场的问题！”
这些高调的举动和态度在为三一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质疑。比如有人认为三一收购徐工只是作秀，紧要关头唱两句反调，轻松赢得满堂喝彩；也有人说，股改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与社会责任无关。梁稳根在中央电视台领奖时不是说“在螃蟹正肥的时候下手，感觉很不错”吗？对于这些质疑，何真临的态度是：“我们在所有这些重大事件中都秉承一个原则——‘国家之责大于企业之利’。我想这个动机没有做作的必要。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强大的资本市场，作为上市企业的三一重工必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反过来，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在进步、在完善，作为其中先行一步的企业，最终受惠于这种进步和完善，那又有什么不妥呢？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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