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工 传 奇
第一章，滚滚长江东逝水； 第二章，浪花淘尽英雄；
第三章，是非成败转头空； 第四章，青山依旧在；
第五章，几度夕阳红； 第六章，白发渔樵江渚上；
第七章，惯看秋月春风； 第八章，一壶浊酒喜相逢；
第九章，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一章：滚滚长江东逝水
【2008年的柳工】
这是一个对柳工来说最平凡不过的一天，当火车的汽笛声传遍企业的每个的角落时，柳工人知道又有一批他们亲手打造的工程机械装备将被送到用户手中。这次送走的是装载机还是挖掘机？是“两头忙”还是平地机？是送到拉萨还是悉尼？是送到美洲还是非洲？短短两公里的柳工铁路专线怎会理解自己竟然能够帮助这个企业联接了整个世界。这条专线铁路为柳工而生，与柳工同命运。50年来，她承载着柳工人的智慧与梦想、光荣与使命，把一个个中国工程机械的奇迹送到世人面前，见证了柳工从一无所有到振兴辉煌的历史过程。
1958年11月，摇篮中的柳工成立了筹建处。面对着荒芜的山坡，第一代柳工人凿井而饮，筑池而浴、推土为墙，编茅作瓦。与柳工一样，这条铁路专线也是在生产资料极其匮乏、国家划拨的基建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修建的。对于那时的柳工来说，建设这么一条铁路专线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而今天的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旗下已经拥有全资及控股公司15家，参股公司6家，其中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团核心企业、上市公司。总资产34亿元，净资产18亿元，现有员工7500人。2007年，柳工集团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年营业收入120亿元。今年柳工将战略目标定在营业收入150亿元，并计划到2012年将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
2008年的柳工，在产品线上拥有了轮式装载机系列、挖掘机系列、振动式压路机系列、平地机系列、挖掘装载机系列、叉车系列、沥青摊铺机系列、铣刨机系列、滑移装载机系列、推土机系列、混凝土设备系列。[意味着作为一家工程机械供应商，它已经拥有了包括推装挖三大土方施工机械、路面施工机械等完整的产品阵容。]
2008年的柳工，拥有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和5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产品研发水平和技术性能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企业拥有先进的制造设备和管理体系，使柳工产品享有高品质、高可靠性、高效率的美誉。[具有典型的产品自主开发平台，使柳工成为极具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
2008年的柳工，不仅在江苏、上海、天津、安徽等国内多个区域设有分公司和制造基地，而且拥有业内最为完善的营销网络和优秀的营销团队，确保了柳工装载机的作为领导品牌所必需的市场地位和份额。同时，国际市场销售进一步扩大，在去年出口整机2,700 多台，出口创汇1.3亿美元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一个区域性企业成长为全国性强势企业，成长为全球性跨国公司，柳工的战略发展势头清晰而明朗。]
面对今天的柳工，谁又能相信，这个企业50年前是一张白纸，没有厂房，没有设备，甚至连产品也没有；而在一张白纸上开始的创业，又是完全具有计划经济的理想色彩，其经历之独特、感触之丰沛，绝无仅有。
【1958年的创业】
让时间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十年代。在首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国家决策层开始谋划着更大规模的重工业生产，以建设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伴随着“二五”计划正式启动，“大跃进”也拉开了序幕。柳工正是诞生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柳工并非为工程机械而生，甚至连最初落户柳州也只是一个巧合。
1958年的秋天，上海的天气已渐渐凉快起来，街道上满是落下的梧桐树叶，一场决定柳工命运的谈判正在这里进行。谈判双方分别为国家建设工程部和上海市委。谈判的起因则是两年前在广东茂名发现的油页岩矿。
众所周知，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非常少，仅有包括玉门油矿在内的少数几处可以进行开采。所以当1956年茂名油页岩矿被发现后，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于1957年决定将上海华东钢铁建筑厂南迁，为建设油矿生产钢结构和机械装备。但当年的上海市舍不得这个1946年建厂、有着一批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的企业。于是，谈判开展得很艰苦，历时二十多天，最终决定华东钢建厂抽调一半人员和设备支援茂名油矿的开发，但大家并不确切知道厂子将建在何处。
此前，广西相关领导在得知国家要南迁一个钢结构厂后，便多次派干部到建设工程部去争取。那时的广西地方领导对于发展工业表现出了异常强烈的渴望，他们几乎从国家争取来了所有有可能的工业项目。“一五”时，广西区的领导就多次前往上海争取项目，促成了百余家上海工厂迁往广西。这一次，广西区党委同样多方奔走、竭力争取，将柳州引入了建筑工程部规划部门的视野。
柳州距茂名400余公里，西入云贵，东顾两广，北上两湖，再加上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工业的重视，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使建设工程部最终将钢结构厂选在柳州建设。
[当初的决策者今天都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也许不会想到，此时由他们亲手推动建设起来的、一个远在南疆的钢结构厂会在日后成长为世界上颇有知名度的中国工程机械企业；他们更不会料到，此时是他们亲手拉开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群雄逐鹿的序幕，一出出跌宕起伏悲喜交织的大戏将由此上演；他们也许甚至从未知道，是他们搭建的历史大舞台，把中国工程机械数代英才推上了风口浪尖，正是这些怀抱着雄心壮志的人物在登场与谢幕之中，为中国工程机械史书写下了一个个里程碑。]
□大胡子李郁
1958年11月中旬，两名刚到柳州不到一个月的华钢厂工人在柳州火车站出站口张望。前几天接到电报说新厂筹建处的领导李郁今天要到柳州，可两人之前都没有见过他，只能按照自己心中想象的领导形象，在人群中寻找着。
一个月来，陆陆续续从北京、上海等地过来10多个人了，有的是刚刚结束在洛阳的工程就直接赶过来的，有的是先到茂名又再赶到柳州。由于是先遣部队，大家都住在市政府附近的一个澡堂里，这样既方便和当地政府沟通，又节约成本。厂址选在柳河西岸一个叫龙腾背的地方。名字虽然大气，但那里其实就是一片荒地，离市区要10多里的路程。前几天，市政府在一个钟表店楼上给厂里安排了一个办公场所。现在领导也来了，看来开工的日子不会远了。
两名工人分别站在出站口两边，遇到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就上前询问，但是眼看着出口处的人越来越少，却还是没有找到，直到出站口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时，车站广播传出了声音，在已经安静下来的出站口这声音显得清楚而刺耳：“筹备处接李郁的同志，到问事处来，有人找……。”赶到问事处，一个身高体壮、穿着旧棉衣的“大胡子”已经站在那里了。一问方知，这个人就是李郁。看着来接他的两名工人，李郁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你们真笨，不知道写个接李郁的牌子么？”被训的两人还觉着眼前的壮汉是个北京过来临时安排工作的干部，没想到他后来便是柳工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李郁是广东人，早年参加过游击队。解放战争结束后，又带兵在两广打了几年土匪，得到个“剿匪司令”的绰号。后被安排到中南建工局担任党委组织部长工作。打了小半辈子仗的李郁并不习惯办公室的生活，接到要去建茂名油矿的消息后，他立即开始北京、上海、茂名三地间奔走。建工部与上海市委的谈判李郁也参加了。
到柳州后，李郁先组班子，建立了工厂的第一党支部。华钢厂虽然以生产钢结构为主，但具有一定的机械加工能力。所以经过与上级领导商议，将工厂定名为“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柳州市的领导亲自安排将柳州铁路局的俱乐部作为工厂的筹建处，从上海过来的工人和家属共计520人，都借住在柳铁宿舍里。有的三家同住一室，拉布为墙，其艰苦可见一斑。
□建炉大会战
此时，国家已经开始了 “大炼钢铁”的运动，柳州市也动工兴建了柳州钢铁厂。市领导找到李郁，问能不能给柳钢厂生产两座255立方米的高炉。李郁不怎么懂技术，但战争年代的经历告诉他：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不打场胜仗，队伍得情绪可能会不稳。而且，从上海来的老工人技术好、办法多，曾在长春、洛阳干过类似的活。于是，在不具备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李郁大胆接下了任务，决定和命运赌一次。
在动员大会上，李郁把这次任务命名为“建炉大会战”，激励工人干部打好进入广西的第一仗，柳工的第一次生产任务便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
他们边生产，边建设，搭起了芦席棚屋，作为临时车间。由于从上海、洛阳等地运来的设备堆在草棚里，没剩下多少空间。于是，又派一个小组到柳钢工地露天生产。时间紧迫，有的工人是刚下火车，没来得及安家就直接奔赴柳钢工地投入生产。
广西是“四季皆夏，一雨成秋”的地方，而1958年末的这个冬天雨水特别多，阴雨绵绵，竟日不停。在柳钢露天生产的工人白天只能在雨中工作，夜里躺在简陋的临时宿舍里冻得睡不着。由于缺少生产设备，“1号高炉”的很多部分完全是工人们轮着18磅的锤子一下下、一次次敲出来的。没有起重设备，就几十个人喊着号子把钢板推起来，再直接砸在地上，溅起地上的泥浆弄得人人混身上下满是泥水。在当年创业者忆来，那时的劳动中充满了欢快与豪情，并以吃苦为荣。
虽然经常停水停电、停工待料，甚至连像样的伙食都没有，但这批上海工人竟能提前20天完成了任务。两座数十米高的炼铁炉耸立在柳钢的厂内，广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动化的炼铁设备。市党政领导亲临现场，对柳工人的工作精神倍加赞赏。
“建炉大会战”是柳工在广西的第一场胜仗，而一个附带收获则是，上海老工人在厂里的威望大大提升，甚至直到今天，柳工的第四代领导人王晓华回忆起上海老工人都充满了敬佩之意。
□建厂安家，苦战三年
似乎是前一年把雨都下完了，1959年的冬天，柳州少雨。一年来，柳工已经小有规模了：共建成了四栋半土墙的宿舍，而单身宿舍和车间尚是削竹为墙、编茅做瓦。当年秋天，因为接到西津水电工程局一个生产闸门的任务，柳铁还给厂里修建了两公里的铁路专线。那时国家是执行计划经济，企业这些建设全是靠李郁和其他柳工干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来得物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来之不易。
但前一段时间，有个消息也令厂里人忐忑：1959年9月末，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发现了巨大油田，足以一举摘掉“贫油国”的帽子。由于正值建国10周年，油田被命名为“大庆”。国家已决定全力开发大庆油田，而暂缓在茂名建厂的计划。谁也不知道柳工今后是否会有足够的生产任务，也有传言说柳工要与武汉建筑机械厂合并。
“建炉大会战”延续下来的稳定局面在这个冬天有些动摇了，更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11月9日晚上9时许，一场大火将刚建起来的厂房、宿舍化为了灰烬。工人们拼命抢救出一些设备，但一年来的建设基本上没剩下什么。
看着一片焦土废墟，李郁哭了，老工人们也哭了。如果多点雨水、如果没有这六级偏北风，如果多点资金，不用茅草、竹子、油毛毡搭房子，如果那个工人不在屋里抽烟，就不会……现在，有的工人们连衣服都没抢出来，更不要说生产器材和设备了。柳工此刻真的有点不知路在何方了。
李郁当晚主持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商量安排善后事宜。10日下午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游击队员出身的李郁在会上说，“这次火灾，我们没有失去一个同志。人都在，就没什么好怕的。大火烧掉的东西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只要人还在，我们就能再造一个柳工！我们就能把火灾的损失夺回来！”
随后，厂里下达了“三天之内‘马达转、机器响’”的命令，并提出“建厂安家、苦战三年”的口号。这个口号给第一代柳工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提起它，人们都不住的感叹李书记带给这个工厂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当五十年代随历史长河奔流而去，早期新中国工业的特征也愈加凸显出来，企业带头人是政治领袖，依靠凝聚精神来维系组织，用组织“战役”的方式创业，确有奇效。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五十年前往事，并向柳工最早一代创业者致敬！他们是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的一代产业工人，以战士冲锋陷阵的姿态从事工作，何等骄傲，何等豪迈！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五十年前那个激情创业的柳工，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而是国家计划经济大框架中的一个棋子，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生力军。没有主导产品、没有供求链，但有上级主管和户头，需要等任务或争项目、领拨款或跑投资，与一个在市场中发育成长的企业完全不同。]
【六十年代的研发】
1960年初，建工部分配给柳工试制推土机的任务，对一直没有拳头产品的柳工来说简直是一场及时雨。推土机立刻被定义为柳工的方向性产品，全厂的积极性日渐高涨。工人们利用现有的一点设备，加上自己发明的土办法，在当年的7月1日，试制出了柳工的第一台推土机，取名“移山”，寓意“愚公移山”。
然而，由于制造过程中缺少热处理设备及工艺，这台推土机在工人们欢呼声中开出了柳工大门，却没能开回来。尽管如此，李郁们还是清晰地感到了，一个固定的生产任务和拳头产品对柳工来说多么重要。
□下马之痛
接下来，他们开始着手为上热处理设备进而批量生产推土机作准备 。但此时国际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中苏矛盾公开化，波及到当时大量在建项目，柳工的建设规划减半。到了7月末，赫鲁晓夫终止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共计600个合同，并催逼中国政府还债，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这对正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跋涉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柳工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被迫缓建，几个月后，拨款也停了，上级并打算将柳工与唐山的一家工厂合并。柳工为推土机所做的相关工作随之下马。
到柳工要搬至唐山的消息，广西区党委坐不住了。他们再次跑到北京，竭力争取把柳工留在广西。结果柳工仍留在柳州，但地方要给予一定的支持。
而在这段时间，柳工广大职工和家属因自然灾害的影响，普遍患上了营养不良症，许多人全身浮肿。
到了1962年，在调整整顿环境里，仍然没有主导产品的柳工开始裁员。代厂长李杰进北京向部里要生产任务，得到的却是：柳工只能自救，如果无力支撑，则要被撤销迁走的指示。这一年，柳工几乎没有像样的任务可作，从鞍山红旗拖拉机厂要来了c-80拖拉机图纸和红旗-80型推土机样机作参考，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试制。职工的工资拖欠了好几个月，宿舍空空荡荡，车间冷冷清清。面对这样的局面，李郁也无法可想。
那阵子，从上海迁到柳州的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剩下的厂子，工人也已经开始自谋出路，好在柳工还没有一个人主动离开。
命悬一线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军工生产任务救了柳工，由此而来的是国家500多万元的资金。不久后，柳工正式隶属国家建工部，列入国家生产计划序列中，柳工自此奇迹般地复苏了。除了完成军品的任务，之前中断的工艺工装改造得以继续进行。李郁们再次发起对推土机的攻关。1963年10月，移山-80成功试制完成，并开始批量生产。但基础建设不足，缺少代表性产品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计划经济时代，工业管理最鲜明的特征是“条条”和“块块”。而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令“条条”优异于“块块”。所以柳工在从地方的“块块”划归到“条条”建工部后，境遇渐好。此前，一个军工任务，可以救活一个企业；而企业想研发某个产品，却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以超常的坚韧与顽强走过来的。这样一种特质，是我们不曾在国外公司和后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中见过，他们显得更敏感和脆弱。]
□结缘装载机
1964年冬天，李郁被调入一机部五局担任规划处处长，离开了柳工。但是似乎命运并不想就此割断李郁和柳工的联系。
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当时国务院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国外引进新技术的工作。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以及为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
一机部就在此时进口了一台日本生产的125A装载机样机，交由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和厦门工程机械厂测绘。李郁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向部里提出让柳工也承担装载机的生产任务。一来柳工是部属企业，二来柳工也没有固定产品。但对此部里的意见也尚未统一，有的领导找到当时在柳工担任领导的金秀培和孟宪奎，希望让柳工接受压路机的生产任务。但柳工执著于装载机，因为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技术难度的挑战。最终一机部还是决定将这个产品给了柳工。
争取下装载机的任务后，李郁并不放心：项目争取下来了，万一没搞好怎么办？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调到北京不到一年的李郁就提出要重回柳工，把装载机的任务做好。从条件优越的北京提出要回到偏远的柳州，即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
1965年初，李郁再次踏进了柳工，重新担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再次从部里的办公室回到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企业。这是李郁自己选择的，也是他心甘情愿的。但李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场全国范围内史无前例的巨大浩劫。
李郁到厂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奔赴厦工学习取经，这次取经之旅历时5个月之久。
六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造过装载机，很多工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装载机，其生产难度可想而知。回忆起那段经历，柳工人至今都对厦工的兄弟情谊怀有感激之情。虽然大家都没有任何经验，但厦工仍然在测绘等方面给予柳工极大的帮助。当年9月，他们终于从厦工带回了样机图纸，装载机试制工作由此在柳工全面铺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柳工亦未能逃脱这场运动的影响。尽管李郁带着一些技术骨干千方百计地排除干扰，全力推进装载机研制，但“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仍在一点点地逼近。在攻关组中，一些优秀的技术工人因为出身和成分不好而遭到排挤，装载机试制工作遭受了巨大的阻力。而技术难题得不到解决，有的同志不在技术上下功夫，而认为是有人在暗中搞破坏。
这期间，李郁和攻关组的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命令开始不能得到充分的贯彻了。好在还有刚刚从抚顺挖掘机厂调来的毛维经等同志在负责相关工作，厂里以技术和生产为主线的局面才得以维持，受排挤的技术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发挥。这期间李郁一如既往地下到车间，一位工人纪录下了当时他的一段话，李郁说：为了发展我厂的生产，你们要把所有本事都拿出来，还要注意安全……。”
1966年国庆前夕，柳工人克服重重阻力将Z435轮式装载机试制成功，配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取名为“东风”。喜讯传来，全厂沸腾。李郁也完成了回归柳工的重要使命，但“文化大革命”声势日渐扩大，“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总是能听到，接下来的工作越来越难了……
这期间，一名进厂不久技术人员开始崭露头角，并为装载机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个人叫张沛，30出头。从空军退役，飞机机师出身，对机械技术有着天然的爱好与兴趣，令张沛很快在装载机研制小组中成为技术骨干。但张沛的故事还要留待下面再讲，因此先按下不表。
1968年柳工终于凭藉自己的力量——很多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配件和生产设备，都被技艺高超的上海老工人们手工制造出来了——使Z435最终在1968年通过国家鉴定，这是我们国家首台通过鉴定的装载机，是可以计入史册中的事件。不久，Z435正式开始小批量生产。
1969年7月一机部买到一台特雷克斯7251型装载机。由于柳工在装载机研制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率先通过整机鉴定，因此部里将这台装载机生产任务直接交给了柳工，并安排天工所协助进行测绘。当时柳工内部对是否接受这个任务还存在着争议，但厂里的技术工人及干部一致认为：一定要接下这个任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按照我国实际情况，设计和制造高水平的大马力装载机。
事实上，Z435型装载机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渐被淘汰，其钢性车架已经被铰接式车架所替代，而7251正拥有铰接式车架、马力大等优势。柳工接受了这个任务，而这期间国内一些为避开政治斗争的技术院所在得知柳工仍有伙人在坚持研发的时候，主动来到柳工，要求进行合作，补充了柳工的研发队伍。
也从这一年开始，柳工连续三年在社会上招工，扩大生产规模。目前企业领导人王晓华就是1970年被招进柳工的。
1971年7月1日，中国第一台铰接式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诞生了，当时被称作Z450，于这一年底通过专家鉴定。Z450为中国装载机行业的形成及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工程机械从此开始了追赶世界一流产品的步伐，柳工的装载机系列化、专业化生产从此开始了。作为对厦工在Z435项目上给予的帮助的回报，柳工也派人把这份图纸送给厦工一份。
Z450的出现引起了国家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在经过工程兵部队试用后，Z450被列为工程兵的重点装备。为此，国家每年拨给柳工一部分军工技措费，用以扩大生产能力。
[由于Z450的试制过程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独特社会环境，如国内物资缺乏、重要配件无处购买，当地经济技术环境较差，无可资利用的配套企业和制造能力，柳工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将装载机做出来的，甚至连轮胎都是自己生产。这样的生产模式，发展到后来，形成鲜明的柳工特色，用形象的话说：“围墙里的企业”，或者就叫“小而全”、“大而全”。这种生产方式从冷加到热作，从整机到零部件，几乎不需要外协。积极的方面是建立了完整的装载机生产体系，培养了关键部件的研制能力，对日后柳工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柳工就此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成本包袱，这也是日后柳工进入市场竞争后，所必须面对和消化的。]
1973年，李郁结束了在柳工的使命，被调到西安工作。柳工从此告别李郁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艰苦创业的时代。李郁任上为柳工争取来了装载机的生产任务，为柳工选择了一条发展道路。柳工从此书写了中国装载机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篇章，而李郁也因此记入史册。
同时应该特别铭记的还有 “上海老工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代表着当时柳工所有优秀的技术工人，而不是单纯的地域概念的人。柳工最初的优秀技术工人几乎都来自于上海华钢厂，而且这些人成为了后来人的“师傅”。他们是柳工的技术根源，为柳工培植了优秀的“技术基因”，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为柳工积累下来宝贵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传统。
“上海工人”与李郁的领导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二元式”的组织结构。这种“二元式”的结构发挥着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和协调能力，发挥着“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敬业精神。在“文革”期间，即便领导体系被支离瓦解，表面上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而实际上仍然保持了以技术为主线、以技术工人为主导的不间断发展势头。而且正是这些有着优秀传统的工人，在动乱期间挺身而出，保护柳工被下放劳动的领导干部、保卫柳工的工厂和生活区的安全、自发协助技术攻关。对于“上海工人”来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秀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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