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欧洲人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充满热情和能量。10年之后，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是中国人。
“吊车吊起集装箱，往轮船上运，集装箱在空中摇摆，吊钩很难控制它的摆动。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以为是橱窗里展示用的人体模型，但掉在地上的时候，脑袋像真人头骨一样被砸开花。那确实是人的头骨。从集装箱里掉出来的是男人和女人。死人。冰冻起来的尸体。一个一个摞起来，像是罐头里的鲱鱼。他们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们之间转手。现在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个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场景描写来自意大利小说家萨维奥诺所着的畅销小说《那不勒斯的黑手党》开篇。
这并不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唯一的“恐怖故事”，就连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曾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中国人用婴儿来做肥料”，为此，贝卢斯科尼所拥有的AC米兰队中国球迷还被嘲讽为“肥料”。不过，贝卢斯科尼素以大嘴和爱乱说话而着称，所以并没有多少意大利人真正把他说的话当回事。但在欧洲一直流行着一个说法：一个中国移民自然死亡后，其他的非法移民就会顶替死人身份。这个明明是虚构的故事，却被不少意大利人当了真。一方面，这本销售过百万的畅销小说被列入“非虚构”类作品，另一方面，它十分符合很多意大利人心目中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极端现实，极端实用主义，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而不敬鬼神。
当时还在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邓京红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她身边还有不少意大利朋友向她求证，当她质疑这种说法时，有朋友甚至严肃地对她说，“邓，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但你也要尊重事实，不要没原则地为中国人辩护。”
工学博士邓京红最后心平气和地分析道，如果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应该首先从当地的报纸、电视台被爆料出来，然后再传播到文艺作品，但事实上，除了这本小说之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媒体对此事有过报道。
这个理由说服了不少意大利人，但是“不死的中国人”的故事，还是成为了更多意大利人相信的事实，甚至传播到整个欧洲。据说，这本小说已经被美国购买拍摄影视剧的版权，别忽视这本通俗小说的传播力，黑帮故事是意大利的文化标签，过去十年间，美国影响力最强的电视剧不是中国人相对熟悉的《老友记》、《绝望的主妇》这些剧目，而是HBO以一个意大利黑社会分子家庭生活为故事背景的《黑道家族》（The Sapraros）。
意大利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的资深记者拉菲尔·欧利阿尼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他决定用自己职业的调查采访来求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说到中国人，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在各种文化层次的欧洲人那里都有市场，刚刚说服一个人，又有十个人开始相信。
欧利阿尼出生于意大利东北端的小城的里亚斯特（Trieste），在“翡冷翠”式的意大利城市译名中，它叫翠丝缇。这个城市离斯洛文尼亚只有一河之隔，从小他就记得，为了让斯洛文尼亚人感受到基督教的宗教感召力，意大利政府在市中心建了一座河对岸也能看到的教堂，这座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赶制出的教堂远远没有古典建筑的隽永，所以被他称作“丑教堂”。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他认识了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他们充满热情和能量，推开小酒店的门，这些人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低声唱着政府禁止传播的摇滚歌曲。饱含着激动，他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去北方》（To The North）。但是10年之后，他发现这些当年的新欧洲人已经变得跟他们这些老欧洲人一样，死气沉沉，满腹怨言。
接下来，他又发现了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中国人。“由中国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轻的，而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老了。”欧利阿尼在书的第一段这么写道。他们的能量看起来更加用之不竭，但中国人的能量只指向一个单一的目标：赚钱和存钱。
更让欧利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们怎么能存下那么多钱？意大利是个发达国家，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2.3万欧元，在欧元区排第五，有经济学家认为，加上漏税的灰色收入甚至可能排第一，这些收入能够让他们保持高品质的生活，但高税收和高消费让他们也很难有多少积蓄。
而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中国劳工都是从负资产状态开始的。真正的负资产：因为付不出偷渡的15000到30000欧元，他们必须无偿为雇主打两三年工，然后才能开始领到工钱。尽管如此，他们一般也能在5年之后存上几万欧元，然后盘下一个小店开始经营。
欧利阿尼认识了一对浙江夫妻，了解他们的生活，夫妻俩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开暖气，每天吃饭决不超过10欧元，一个月只花400欧元，几年后就存了4万欧元。“400欧元，4万欧元！”欧利阿尼用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来辅助表达他的惊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如此辛苦，是因为他们觉得能改变，而我们意大利人则认为，如果今天辛苦，那么十年后会更加辛苦，所以我们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享受。再说了，我们就算再辛苦，也没法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能存钱。”
就算如此他们也存不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可以借钱。“而我们意大利人很难借钱，虽然我们的家庭关系很亲密，但是谈到钱，对不起，还是得算清楚点。”我想起来，意大利人发明了银行、保险、复式记账法，这个社会运行在契约之上。
“中国人靠着关系就能借到钱，这对你们中国人来说很平常，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鲜了。”我不得不纠正他说，其实这种民间借贷行为在中国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主要是以浙江为主。欧利阿尼则承认，他采访过几百个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浙江人、福建人，对其他地方的人所知甚少。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年轻的弟子拉姆塞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来揭开人类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奥秘。最终他找到的是：储蓄与消费，沿着黄金比例发展的社会将持续增长。
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而意大利人消费太多，储蓄太少。
意大利人在反思。“看着他们，就像在哈哈镜里看见我们自己，但我们已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移民，还有着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片里那健壮和敏捷的生硬。”欧利阿尼在他的书《不死的中国人》里这样描绘中国人。中国人让他想起了他那些在上世纪50年代创造了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父辈们，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中国人也在通过意大利人审视自己。这本书的译者邓京红女士20年前去意大利学习机械工程，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为意大利企业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并翻译了这本书之后，她更多地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好多意大利人这辈子就是溜达着就过去了，而我们一直在爬坡，爬的时候就跟不过了似的，爬完之后才发现风景也都错过了。”
现在，她也在试着“溜达溜达”。2011年，在辞去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的职务后，她开了一间在中意之间从事商业咨询的公司，每年一半在意大利，一半在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六小时的时差倒还好说，但两边生活速度的巨大差异，仍然让她难以适应。欧洲只比我们慢7个小时，但我们却感觉身处两个时空。只要能沉下心来，就很难不羡慕他们的慢，很多细节在慢中才得以呈现。而意大利人则羡慕我们的快，我们的活力。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我们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曾经给过财富一个定义：能在未来减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资本和承诺。这句不那么容易懂的话被在意大利的温州人精准地诠释了：他们拼命，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不用那么拼命。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从容，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仓皇，也将为未来赚取一些闲适。
只是这种人生转换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欧利阿尼访问过所有的温州商人，都对为自己当年给孩子和家庭的时间太少而感到遗憾。但是他又问，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他们会改变吗？
“没有办法，没得选择。”大部分温州人这样回答。
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我问来自意大利的副总经理Stefano Carminati和来自希腊的Andreas Zapatinas，他们在中国见过的最美的东西分别是什么。Stefano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有天晚上遇到一对挑着担子的年轻夫妇，他们很穷，但却梦想以后能开一家店，然后再开成连锁店。这样的梦想，哪怕只是想想，在欧洲都十分稀缺；而Zapatinas则告诉我，他在中国见过最美的事物是重庆夜晚的粑粑舞，那些跳舞的大妈们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然充满了活力。
我们与意大利人各自都拥有彼此珍视的东西，很难比较什么更好，不过相同的是，我们眼中对方各自最宝贵的东西，都跟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