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李克强总理的理念基本是对的，问题是他这个理念，而且由这种理念所延伸出来的政策，是不是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未来十年，改革的动力能不能真正成长起来，我想包括民营企业在内应该发挥很多作用。
记者：对，民营企业自身也应该发挥很多作用。
张维迎：当然了。因为改革不是少数政府官员的事，也不是少数经济学家的事，改革是每个人的事。经济学家要做的是给大家一些正确的理念，包括怎样正确的认识市场。政府官员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就像李克强总理讲的，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作为企业家既要给政府改革施加一些压力，同时假如政府有一些违反市场规则，对企业任意干预的行为，企业家应该站出来抵抗它，至少得有一部分人这样做。抵抗不一定成功，但是社会进步就是这样，它至少使大家知道这些事，认识到这些事的危害，那么未来就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去说话，包括去年公安部制定新的交规，将闯黄灯视同闯红灯，最后因为大家都说话，这个法律就是违反天理的，最后它也停止执行了。也就是说，对那种恶法，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剥夺个人自由的法律，就应该有一种抗拒的力量。这种抗拒假如一次不成功，两次三次，它都会对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推动。
记者：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他们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且倾向于为了这种利益采取一些不择手段的做法。
张维迎：民营企业也是人，人都有人的弱点，尤其在中国这么强大的政府权力之下，很多人明哲保身，坛坛罐罐的是一定要去关心，这个情有可原。
但是正像我们有时候批评有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反对改革，阻挠权力下放，是不对的。同样我们也需要批评这些企业家，我们不能老是希望别人当改革者，别人往前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
其实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每个人都按这句话去做，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往前走。
记者：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的利益更多建立在我们的法制化建设之上，如果他们没有维护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其实对他们的利益损害更大。
张维迎：是的。其实我认为不仅是民营企业、老百姓，中国未来每个人的利益都维系于这个国家的体制，法制，自由之上。如果这不能成为一个制度，不能成为一个基本理念，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特权阶层，以为有了特权就得到好处，但是没有法制就意味着没有人权，因为你随时面临着威胁，你可以利用关系和权力经商，敛到很多钱，但是不知道哪天你就可能出事，你可以剥夺别人，别人也可以剥夺你。所以，建立一个法制的体制，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假如那些有权的人认为现在对他最好，就是一种鼠目寸光，理念有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改革包括对那些特权阶层也是有好处的？
张维迎：当然了。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现在的体制对所有人都不好，而不是说它只对一部分人不好，对另一部分人好。但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对他好呢？那是因为无知，你只能用无知来形容他们。
就像最近出现的事情，如南京的市长被抓了，抓起来之前他可能认为这个体制肯对他好，抓起来以后我想他就会反思，这个体制对他不好，如果不是这个体制，他也走不到这一步。包括薄熙来，大大小小的官员多了都如此。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假如他富了起来，那只因为他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来，所以，他赚的每一分钱都问心无愧，这样他才睡得踏实。
而在现在我们这个体制下，谁都睡得不踏实，赚钱的人不高兴，不赚钱的人更不高兴，没权的人难受，有权的人也难受，甚至有时候更难受。
所以，我们才要改这个体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要强调理念。我们必须通过理念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对我们人类好的东西，对大家都好的东西，什么是对大家都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偏见，使我们经常会误认为本来对我们不好的东西，却认为对我们好，这就形成了很多改革的阻力。
要改变这些，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推动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启蒙，让我们社会的观念发生变革。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对大家都好的，什么是对大家都不好的。要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