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专家认为，按照财政收入绝对规模进行城市排名，固然能够更确切的反映地方发展情况，但也应考虑到不同行政级次城市的可比性问题。比如，位列榜单第8的副省级城市武汉，与直辖市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就不具有直接可比性。而所谓“成渝暗战”，本来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游戏。
为此，我们按照城市级别制作了分榜单。在省会城市20强排名中，广州、武汉、杭州、成都、南京、沈阳、郑州、长沙、西安、济南位居前十位。在非省会城市榜单25强中，深圳、苏州、大连、宁波、青岛、无锡、厦门、南通、鄂尔多斯、佛山跻身前十名。
而在50强的排名中，个别城市的入榜似乎令人意外。比如山东省潍坊市。2013年，潍坊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83.9亿元，位列第33位，超过长春、贵阳等省会城市。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但潍坊更是一个工业强市。当然这也得益于潍坊市的县域经济更为发达，长期以来都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模式。
还有诸多类似潍坊这样的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比如江苏淮安，是继深圳、东莞、昆山之后的国内第四大台资高地，已初步形成了以特钢、电子信息和化工新材料三大千亿产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再如山东济宁，是国家级的工程机械产业基地、全国三大抗生素生产基地、著名的煤化工产业基地。这些新生力量进入50强，实属情理之中。
产业结构和税制的影响
从区域分布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代表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依然是这份榜单上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天津近年来GDP增速一直位列全国前列，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也随之跻身榜单第三名。
一直以来，广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第三城”。但过去几年，天津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广州市领导人的警觉，他们称，广州的“第三大城市”地位有可能不保，关于广州与天津谁是“第三城”的争论也由此而来。从这个榜单来看，至少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方面，天津已经连续数年稳坐全国第三把交椅。
榜单中，前十名城市与GDP排名情况一致，说明榜单排名与GDP有正相关性，GDP越高的城市，财政收入越高，排名也越靠前。财政收入来源于经济基础、分配体制等因素。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和税收体制会对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产生影响。
从入榜城市所在地域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东部沿海、沿江城市，经济发展情况良好，如上海、天津、苏州等。中西部地区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比如武汉、成都、郑州、长沙、西安、昆明、乌鲁木齐、南昌、贵阳、太原等，也挤入了全国50强名单。
但东部城市的财力明显要优于中西部城市。在50强榜单中，江苏省有9个城市入列，山东省有6个城市进入，浙江省有5个城市，广东省有4个城市，福建省有3个城市。这5个省份的城市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而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广西等西部省区则没有城市入榜。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增值税25%、个人所得税40%以及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和非税收入。第二产业中，制造业、重化工业等都征收增值税，所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可带来更多税收收入，工业强市财政收入就更高。比如地级城市鄂尔多斯有煤炭工业，唐山有钢铁等产业，大庆市有石油工业，排名因此都进入了50强。
但是对于这些资源型城市来说，2014年也存在着诸多变数。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春告诉记者，资源型城市财政收入与该地资源价格有着直接联系，比如鄂尔多斯，其财政收入变化也与煤价相联系。在他看来，“一煤独大”不仅仅是鄂尔多斯自身的选择，而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城市用资源支援国家建设，国家应给予一定补偿，帮助其发展转型”。
再如唐山，支柱产业是钢铁，但随着国家治理雾霾的深入，唐山“削钢”行动迫在眉睫，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对唐山的GDP以及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带来冲击。
而个人所得税是收入来源地征税，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经济体，也有更多的税收收入。比如，北上广深这些外来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其GDP体量是别的城市所难以比拟的，其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也相应位居前列。
“更严格来说，除了城市行政级次具有不可比性外，当年偶发因素也应该剔除。”韩凤芹说。比如，一个大型项目的上马就对当年财政因素有很大影响。如果要长期观察一个地区财政预算收入特点，此类非常态性因素应该剔除。
在这个榜单上，所有的城市都在赶进度，在和时间赛跑，和国家政策赛跑，和资源赛跑，甚至和政府换届赛跑，都希望将一种可能是暂时的优惠政策变成永久的优势。所有的城市都被同一个国家意志赋予了同一个理想，这是区域竞争继续存在的机制源头。但是在这些竞争后面，我们失去了什么？
此外，按照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公共财政收入将更多投向民生工程，那么，如何进一步优化、整合现有支出结构，将公共财政投入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又如何建立财政民主机制，管住政府的钱袋子？我们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榜单是否应该有另外一种排名方式？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