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企业在澳大利亚以及拉美已经打开了一定市场，尤其电动汽车方面，但现在正在发生的变革可能会影响这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进度。
欧债危机实质上是欧洲竞争能力下降的反映。像希腊，其国家竞争力下降，制造业竞争力低。如果欧洲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发展自己的制造业，那么对中国来说，尤其对有些行业会有打击。
李牧群觉得现在的调整还处于混沌状态，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终会尘埃落定。届时，产业链最高端在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将部分或全部产业链回流本国。比如苹果的附加值较高，那么如果成本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苹果的制造有可能回流。产业链最低端的加工业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国转移。
那么中国的角色是什么呢？李牧群说：“中国要生产附加值高的，融入了创新元素的产品，像台湾地区、韩国那样。”
中国制造业产值目前占世界的19.8%，未来这一比重会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分食而逐步下降，李牧群认为未来会在10%以上，外贸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
目前，从中国到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还没有像上一轮四小龙向中国内地的转移那样形成潮流。一方面，全世界尚没有像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能够承接大量由中国转出的工厂。另一方面，中国的西部地区仍有成本优势，这里可以承接一些产业转移。一部分台商西进，富士康从东莞搬迁一部分到河南、成都建厂。西部省市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也不高。《中国制造业走向何方德勤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调查2011》中认为，每一次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一轮的重大科技革命，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危机为契机，融入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在下一轮增长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在劳动力成本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何广健无奈之下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政府当前经济的目标契合，他斥巨资从欧盟引进先进的环保塑料配方，并购买新设备，生产新型可降解塑料，用于鲜花、食品等包装。升级后的产品受到日本、欧美等商家的青睐，销售大增。
这一转型帮助何广健度过了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何广健仍属于少数，更多的制造业老板们或没有何广健的资金实力或没有他的魄力。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最关键的矛盾。“5元过节费”揭示了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劳动力成本高，税收负担重，企业利润下滑，生存不易。
工厂内部升级后的何广健仍然有自己的困难，劳工成本的上升让他深感压力。2000年，普通员工的工资大约在800元至1000元之间，现在则要2500元以上，上升了2倍，如果加上给员工交社保，以及新《劳动法》、环保标准提高，公司的综合成本大幅上升。
劳动力高成本趋势已不可逆转。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只有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利润，而转型升级是唯一途径。“根据我们的模型，2015年—2019年，是中国整体劳动力缩减的过程，那时劳动力工资达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如果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必将受挫。”李牧群分析。
韩国在近10年发展中，抓住了数字化这个产业，使其发展成本国最具竞争性产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
中国通过这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劳动力成本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为此政府应给予扶持。“比如中国政府支持发展光伏产业，认为这是未来发展的亮点，而现在看来还不是，因此，这个选择就很重要。”李牧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