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家思想对于国家经济文化的宏观推动
尊崇儒家思想的国家在最近几十年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不仅使儒家文化获得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也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山东德州恒特重工副总经理王登峰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文化的推动
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民众和企业管理的影响的程序和范围，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
建国初期，国家在工商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和民主团结运动，使职工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人际关系充满了团结友爱，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6年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管理模式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儒家文化“仁爱、贵和”的充分体现。干部和工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许多企业为了增强职工的参政意识，提高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职工的代言机构和监督机构。职工代表大会不仅讨论生活福利、工资奖金等问题，而且讨论厂长或经理的工作报告，审议企业的重大决策。这一方面提高了职工参与管理决策的积极性，提高了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促使企业的决策为群众所理解、掌握，提高了企业全体人员贯彻决策的自觉性。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际，国家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儒家思想的精神是非常契合的。接着，我国政府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追求平衡和和谐的思路都是和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
二、儒家思想对日本经济文化的推动
当初，企业文化之所以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因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如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股的“儒学热”，则是因为尊崇儒学的国家的经济在近些年几乎都获得了令人吃惊的高速度增长。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就认为，东亚经济在战后的快速增长，实仰赖于两千五百年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唐朝开始，双方的交往便日益频繁。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也接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熏陶。随着这些人学成回到日本，儒家文化便在日本传播开来并逐步发展成为其主流文化。圣德太子在公元604年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尤多。儒家的“三纲”、“五常”可说是《宪法》的核心思想。而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公元1603-1868)，日本更把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体系。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企业普遍推行儒教和西方经营理念混合的企业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 “忠”、“和”理念在日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忠”是单向，日本企业文化里的“忠”却是双向的，既有员工把传统的效忠皇帝、效忠国家的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企业的 “效忠”，也有企业主对员工的付出负责到底的“忠诚”。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的利益则要视企业的效益及工龄而定：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在企业中干得越长，薪酬越高。员工如果跳槽，其工龄工资就要从零开始。跳槽名义上带来的工资增长扣除工龄工资的损失往往所剩无几甚至出现负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员工的流动行为。同时，由于企业极少开除员工，使得每名员工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终身归宿，自动自发的努力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以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而“不忠”之人在社会上会遭遇他人鄙视。因此，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受到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这种相互尽“忠”，形成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亦成为儒家文化能够和现代企业相融相生的一个有力佐证。
另一个佐证是“和”。据说，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和与诚”、“和为贵”、“建立相爱相互信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让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的和谐相处，避免内耗，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儒家思想对韩国经济文化的推动
朝鲜半岛同样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又曾为中国的藩国，与中国关系甚为密切。儒家思想在中国诞生之初，就开始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传播到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李朝时代更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正统的儒学体制。如今，很多人甚至认为朝鲜半岛保存并强化了纯粹儒教秩序原理，其建立的儒教政治体制与思想教化比在中国本土更为深入，“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现代由于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对于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原韩国总统朴正熙说过，正像家庭是一个人的集团组织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明对国家的强烈奉献，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不这样做的社会发展更快。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军的进驻，韩国文化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到了金泳三时代的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伤痛，韩国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救国方针，明确提出“两个5”：力争5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5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 如今，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影像制品、网络游戏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一股股“韩流”。这些产品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故事情节和彰显的文化精神全部围绕儒教的道德核心进行，即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能够深深打动人们的内心。“韩流”还带动了韩国其他产业的发展，如电子产品等等。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韩国三星，依托韩剧的影响和渗透“走出亚洲，走向世界”，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评选为全球科技100强。
四、儒家思想对新加坡经济文化的推动
新加坡建国之后就以复兴新儒学为基础，来重构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现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甚至还提出：“我们有必要立法规定，子女必须照顾或供养父母。”
新加坡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注重仁爱、孝顺、谦虚、诚实、勤劳、节俭等美德加以继承发扬；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长制度、权威主义、平均主义、迷信盲从等落后的思想则进行彻底抛弃。对于儒家伦理中“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思想推陈出新，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忠”，要忠于国家，具有国民意识，即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乡土而扎根于斯， 增强群体意识，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形成孝顺父母、尊敬长者和关怀老人的社会风气；“仁爱” 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尊重关心他人，在处理种族、宗教、劳资及新老两代之间的关系上要坚持“和谐至上”的人际关系准则；“礼义”就是待人接物不仅要以礼相待，而且要诚实守信，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心；“廉”就是要秉公守法、清正廉洁，杜绝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耻”就是要有羞耻之心，分清是非荣辱，提高道德修养水平。经过改造充实后的儒家道德, 不仅内容具体,而且更加符合新加坡的国情，易于接受。事实证明，这些思想在加强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